曾志(1911年4月4日-1998年6月21日),湖南省宜章县人。原名
曾志(右)与丈夫陶铸
曾昭学。
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。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。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,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严格的军训和斗争中坚持下来,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春起,先后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,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,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。
1928年4月上井冈山,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,红四军组织科干事,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、妇女组组长。参加了著名的“黄洋界保卫战”。1930年6月起,先后担任厦门、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,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,福安中心县委委员,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,福霞中心县委书记。
1937年9月,曾志同志先后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、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。1938年10月,任荆门、当阳、远安中心县委书记。1939年12月,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。1940年秋,任中央妇委秘书长。
曾志
抗日战争胜利后,曾志同志先后任沈阳市委委员,铁西区委书记,辽吉省委委员,辽吉一地委副书记、五地委副书记,沈阳市委常委、职工部部长,沈阳市工会、妇联筹备处主任。
1949年5月后,曾志同志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,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,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、党委书记,广州市委书记,广东省委委员、常委、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曾志同志和陶铸同志一起与“四人帮”及其同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1977年12月,曾志同志恢复工作,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。她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,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,使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。在党的十二大上,曾志同志当选为中顾委委员,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。
1983年12月,曾志来到福建宁德市漳湾镇南埕村寻访战友,可是故人已西去,她无限惋惜哀痛。
曾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候补代表,八大、十二大、十三大、十四大代表,十五大特邀代表;她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三、四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曾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87岁。
曾志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节省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“希望工程”。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的曾志同志,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山。生前,她特别给党中央写信,在《留言——生命熄灭的交代》中,她极力要求身后事简朴、简单办理,并让女儿陶斯亮将其骨灰撒在井冈山。中组部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,丧事从简,不举行送别活动。遗体于1998年6月26日在北京火化,骨灰撒在井冈山上。[1]
2巾帼英杰编辑
凡看过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《延安颂》的人,一定不会
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合影
忘记剧中这样一组镜头:一位年轻漂亮、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,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,就急着来拜见毛泽东主席,她来到毛主席住处时,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,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没吱声,笑眯眯地踮着脚,轻轻绕到毛主席背后,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,朗声叫道:“老毛!”毛主席一回头,立即惊喜异常,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……就这一声“老毛”,足见这位年轻女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这组镜头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面。那位敢于直呼毛主席“老毛”、让毛主席视为亲人的女干部,就是15岁投身革命,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,接着跟随毛泽东举红旗上井冈,成为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的曾志同志。
曾志曾对毛主席说:为了革命,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
曾志同志1911年出生在湖南宜章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在
1932年,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
那血雨腥风的年代,她15岁就毅然投身革命,进入了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,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,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8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,接着上井冈山,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。此后又跟随毛泽东转战赣南、闽西打游击,创建革命根据地。
曾志同志一生十分坎坷。革命战争时期,由于“左倾路线”的迫害,她曾6次蒙受委屈,6次受到严厉的党纪“处分”。家庭生活中,两位革命伴侣夏明震、蔡协民同志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先后为革命捐躯。为了革命,她曾将三个亲生儿子先后送人抚养。她只有一个信念: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舍得一切。1938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同志结婚,可婚后不到一年,陶铸同志又被捕入狱,5年杳无音讯。尽管如此,曾志依然在闽东一带和叶飞同志一起领导游击战争。 曾志与陶铸同志风雨同舟37载,只育有一女,这就是大家
陶铸和曾志在汉口
熟悉的陶斯亮。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铸同志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对稳定生活期间的结晶。曾志同志说,陶斯亮是一个顽强的生命,是经过两次生死的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一次是自己怀孕7个月外出执行任务时,所骑马匹由于受惊突然狂跳起来,一下就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摔到了地上,当时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,赶紧把她送到医院,经医生检查曾志摔成了脑震荡,但腹中未来的“陶斯亮”却安然无恙。另一次是分娩时,由于护士没有接生经验,一时有些手忙脚乱,刚临世的“陶斯亮”直接掉到了地上……陶斯亮的到来,给战争年代的曾志、陶铸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每每提及这段生活,曾志同志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
1945年当陶斯亮刚4岁时,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,根据党的需要,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。恰在这时,曾志同志患了阑尾炎,在做手术时,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,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,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。当组织征求陶铸同志意见时,陶铸同志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:“尊重曾志同志意见,同意。”术后不久,他们夫妇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,临行时,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,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。母女俩分别时,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,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:“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,如果我们回不来,这个孩子就是你的。”她和陶铸同志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:“为了革命,决不考虑个人得失,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。”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:“这才是陶铸和曾志!”在艰苦岁月里,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,曾志同志总是这样“开怀天下事,不言身与家”。
曾志曾对陶铸同志说: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,对不起你
新中国成立前夕,曾志同志离开东北,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
陶铸曾志与女儿陶斯亮
业部副部长,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担任了广州市委书记、广东省委常委等职,一直身居高位。几十年来尽管职位越升越高,但她始终“一心为国,两袖清风”,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的工作,期盼着党和国家兴旺发达,人民群众安居乐业。即使在“文革”那段自己被揪斗、女儿被遣送、陶铸同志被迫害致死的黑暗日子里,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信仰。
“文革”开始不久陶铸同志被从广东调到北京,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“文革”办公室主任,不久,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之后的中央“第四号人物”。但时间不长,1967年1月,陶铸同志由中央“第四号”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”,全国“打倒陶铸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、口号声此起彼伏,“挂牌批斗”更成了家常便饭,曾志同志也经常被拉去和“刘、邓、陶”一起挨斗。每次亲眼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,她的心都在颤抖、都在滴血,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,她经常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。
无休止的武力批斗,使陶铸同志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,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。9月的一天,刚刚早晨7点,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了去。“中苏关系紧张,可能要爆发战争,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,明天就走。”这位负责人像背课文一样传达了“上级的指示”。
曾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,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,她没有说话,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。然而,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,陶铸轻声说:“告诉我吧,他们找你什么事?”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。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。沉寂,很长时间的沉寂,随着时间的流逝,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曾志的脸颊滚落下来。后来还是曾志先打破了沉寂,她唏嘘着说: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……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……我对不起你!我一直想着补偿……”陶铸拉过曾志的手,说:“不,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。”“可是我……”曾志还想说什么,陶铸拦住了她的话头,若有所思地说:“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。我真想再有一次。”说完他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:“不说了,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。”曾志打开纸片,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——《赠曾志》。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,诗中写道:“重上战场我亦雄,感君情厚逼云端。无情白发催寒暑,蒙垢余生抑苦酸。病马也知嘶枥晚,枯葵更觉怯霜残。如烟往事俱忘却,心底无私天地宽。”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,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,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……
不久,曾志也被遣散到广州,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。此时北京已是初冬,凉风阵阵,满地落叶,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,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。就在这对母女在半路中转时,得到了陶铸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,这犹如晴天霹雳。陶斯亮听到消息后泪如泉涌,难以自持,而久经风雨的曾志则紧握双手,含悲忍痛。后来老人家回忆说:“当时我就坚信,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,我们的党有能力将他纠正过来。”
曾志曾对自己说:我死后遗体送医院解剖,有用的留下,没用的火化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曾志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工作期间,参与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,使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,为国家选拔、培养了很多人才。离休后虽然年事渐高,她依然以国事为重,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,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工作,经常叮嘱他们:坚持信仰、坚持原则,努力工作,为国家效力。晚年,她还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,发表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,在一次有关下一代教育的会议上,她就颇有见地的指出:“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,主要是在领导干部和经济领域中展开,然而精神领域中的腐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忽视对下一代的正确引导,忽视下一代全面素质的提高,甚至娇宠下一代,同样是一种腐败,同样危及到我们民族的兴亡。”老人家这段论述,如今听起来,依然发人深省。
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,并时时关心着年轻一代进步、成长的革命老人,而她自己与蔡协民烈士所生的儿子蔡石红,直到她去世时,仍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。曾志同志一生就是这样,国事家事经纬分明,从不混淆,这已成为她做人做事的原则。
这种原则的恪守,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毫不含糊,生命已
晚年和外孙女
经亮起“红灯”时,她想的依然是国家,忘的依然是自己。曾志生前就立遗嘱要求亲属:“死后不开追悼会;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;不在家中设灵堂;京外家人不要来,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……遗体送医院解剖,有用的留下,没用的火化。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。”言辞凿凿,掷地有声。
1998年6月21日,曾志同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,魂归苍山……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:“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,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!”
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欢乐、忧伤和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,他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。曾志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忘怀一己以国事为重的巾帼英杰。[2]
3社会评价编辑
曾
志同志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,将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,她的高尚品德和优秀情操,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称赞。
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,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,依然毫不动摇。土地革命战争期间,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,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,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。1935年春,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,她孤身一人辗转在汕头、宜章、广州、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关系,打杂做工,经过20个月的艰难寻觅才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。延安整风时,她被诬陷为“怕死鬼”受到审查,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,不讲一句假话,直到甄别平反。“文革”中丈夫陶铸蒙冤被迫害致死,她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。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的磨难,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,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,为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:“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,我可以舍弃一切,包括生命。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,更是一名战士”,“ 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,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”。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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